作为一种非常状态，紧急状态在多数时候都处于休眠之中，备而不用，很少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虽其后屡生变故，殆将转为专制，又殆将转而为共和。课程设置都是苏联的法律，没有中国自己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在40多年时间里逐渐形成、不断成长、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以儒家义理为基础，在这张法学版图上分布的法学板块主要有三，它们分别是经学、礼学、律学。查阅数十年来的法学文献，可以看到，劳动法、教育法、海商法、能源法、网络法等等方面的研究者，都在为相关行业、相关领域的法律争取独立法律部门以及独立部门法学的地位。（一）经学：承载儒家义理的古典法理学关于经学，蒙文通有一个颇具法学意蕴的论断：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刑法学知识出现了两个新的增长点：一是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著作的引入，二是国外刑法学译著的出版。
礼作为礼学的研究对象，相当于经的条文化表达，由于礼的功能主要在于正面规定人的行为准则、正面建构公共秩序，这样的礼实为建构性的规范，研究这种建构性规范的法学形态，可以称为建构型法学。对此，前文已经略有交待，这里不再重述。其中，孟子所说的王道，主要是指古代圣王所承载的道，亦即圣王之道，它具有形而上的思想特性，可以视为孟子政治法学的理论依据或逻辑起点。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没有成文的民事诉讼法典，而导致民事诉讼法学无的放矢，那么试行法的颁布终于使得民事诉讼法学‘有法可依了。孟子所说的王政，可以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政体概念。从渊源上看，作为从汉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古典法理学的经学，主要承袭了先秦儒家的法理学。这就进一步说明，礼是人的行为规范。
开始也就是采用苏联国家法的架构，加上中国的材料，但观点还是苏联的观点。下述两种根本法俱由清教徒建立：一为美国康涅狄克根本约章（Fundamental Order of Connecticut 1639）。
在为新法寻求新理之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遭遇失败的压力下，严复在1895年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认为：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这就是说，法的理论还没有实现与国家的理论的分离，法的理论还没有实现相对的独立。那个时代的维辛斯基，堪称苏联法理学及苏联法学的主要象征。在此基础上，申不害立足于三个关键性的法律环节，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法学理论：以明法的原则表达法律，以任法的原则运用法律，以行法的原则实施法律。
在周公之后，孔子是这种礼的代表性的研究者与传承者。当时的宗教革命者——即清教徒——最初不过反对英国教社中的繁文缛节与其专横。根据学者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刑法学复苏，建立在50年代引进苏联刑法学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较之于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传统的部门法学，无论是行业法学还是领域法学，都具有一定的交叉性质，都可以视为新兴的交叉法学。
在20世纪20、30年代，吴经熊更加自觉地传播西方法理学，并试图实现中国法律、中国法学、中国法理的西方化，通过以吴经熊为代表的法学家群体的努力，在20世纪上半叶，以西方法理取代儒家法理、儒家经学的目标，大体上是实现了。囊括了诸子百家的法学版图如何绘制？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诸子百家的法学进行分类考察。
律学研究的刑律主要在于救济或矫正失礼行为，因而，研究刑律而成就的律学可以称为救济型法学。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学版图上，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学版图上，法理学之外的法学板块，如前所述，可以由供职于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苏联法学专家所分布的教研室来呈现，在上文的叙述中，主要分成了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三个板块来予以呈现。
譬如，有论者认为，维辛斯基法学的核心是阶级论，即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和阶级统治工具论。孔子关于礼的种种论述，散见于《论语》《礼记》等多种传世文献，相关论述中蕴含的学说、观点，都可以纳入儒家法学的理论谱系中。这一次民法起草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民法的概念体系引入中国，由此决定了中国近现代民法的基本走向。其中，他在1896年至1898年期间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在国内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宪法生成学表明，近代成文宪法的起点在英国与美国，在宪法的成长过程中，虽然英国、美国与法国都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三者之间，经学居于统领地位，是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礼学研究成果是研究者自主选择的。把经学视为子、史、文艺不可抗衡的无上之法典，固然有助于揭示经学的规范意义。
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这就正如蔡枢衡在20世纪40年代从批评的角度所言：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
如前所述，从汉至清的礼学既根源于早期的周公、孔子，同时又以儒家的六经作为依据，这就意味着，礼学既是经学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学的具体化、规则化、条文化。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口。
经学在两千年间经历的这些变迁，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发生了变化。从地理区域来看，法家法学可以分为东方的齐法家，北方的晋法家，西方的秦法家，以及南方的楚法家，等等。但是，六法全书中的宪法，它的理论渊源却须另当别论。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承担着中国文科教育‘工作母机的职能，苏联专家则处于‘工作母机的核心部位。
对于超越于制度化的部门法之外的各种法律现象、法律问题、法律实践，有学者称之为行业法，认为行业法是跨部门法的，它具有部门法所没有的优势和作用。这四个板块是相互并立的关系，它们相互竞争，相互批判，甚至相互讥讽，没有哪一个法学板块始终居于中心地位，更没有哪一家获得了一致的推崇。
再譬如，在西方化时代、苏联化时代、自主化时代的法学版图中，法律史学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学板块，但在上文的相关部分，也未能展开叙述。到了19世纪80、90年代，在洋务运动期间，随着变法之议的普遍兴起，变法之理随之成为时代的强音。
其实，苏式刑法学与苏式宪法学、苏式民法学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法学全面苏联化的产物，刑法学、民法学、宪法学的苏联化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苏联法理学为基础而形成的几个法学板块。如前所述，如果把六经作为道，那么，从经学到礼学，可以概括为道成肉身。
一个全新的法学版图，亦即以西方法理为基础的法学版图迅速在华夏大地上形成，对于这张大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法学版图，亦即西方化时代的法学版图，亦即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张法学版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描绘。在经学初兴之际的西汉，董仲舒的公羊学具有标志意义。一方面，经学与礼学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有一些礼学问题确实可以归属于经学，这就相当于今天的法理学也可以讨论某些部门法学的问题，某些部门法学也会研究该部门法的法理问题，这就是所谓的部门法理问题，部门法理既可以归属于某个部门法学，但也可以归属于法理学。在传统中国的礼学中，也可以划出一个礼经学的分支，它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部门法理，它可以作为礼学与经学之间的交叉地带的知识。
主要是在梁启超所说的亚洲之中国时代，经学充当了中国的古典法理学。这些论断，比较集中地展示了维辛斯基法理学的核心要义：法的阶级性、强制性，尤其强调法与国家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手段，是镇压的特别力量，这些立场鲜明的理论主张，体现了维辛斯基法理学的主要特色。
然而，有例外恰好可以表明常态或常例的存在，常例就是：律学人物都是官方人物。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
当然，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不健全，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工作者，不懂得法学反映法制实践又能指导实践、影响实践，也是我们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的原因之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